論初選結果— 骰子已被擲下| 盧斯達| 立場新聞 - 立場新聞
我們曾經聽過「三分天下」。那個年代，北京長臂還未來到，「本土」和「泛民」鬥個你死我活。梁天琦拿到決定性六萬多票，後來被 DQ，泛民沒事；梁頌恆代他去，又贏，再 DQ。之後香港整體進入政治低潮，渡過了兩三年黑暗時間。現在於初選勝出的年輕人，很難用本土派、抗爭派來準確形容，但大多數人，在那兩三年時間可能都有過沉澱。或者在更早的時候，他們已經身在本土主義先鋒的支持者之中。
一向都說，2016 年香港檯面政治，本已完成新陳代謝，只是政權出手阻止，老黨才苟延殘喘多一陣。2016-2019 年究竟是夕陽餘輝，還是黑暗歲月，視乎你的政治和社會生態位。經常訪問不同政治人物，發現很多年輕人都覺得那兩三年暗無天日。都會保守的曾俊華選特首，在「民主派」之間引起「策略派」和「原則派」之爭，年輕人「時不予我」的感覺更加到達高峰。曾俊華這個圖騰、中老年黃絲一陣「政治 nostalgia」的哄動，充份說明了歷史的正反合，激進張揚的階段（雨傘 + 魚蛋）之後，就是保守和反動的反祖現象進場。曾俊華代表「一國兩制修復主義」，一種老香港、黃金時代的逆向憧憬，在他身上，人們看到不用犧牲就能回到美好歲月的輕省。
當然這種想像最後被「777 當選」的政治現實完全壓碎；但人們不想犧牲就想換到歲月靜好的憧憬，後來又投射到林鄭身上。有人說過不如「大和解」、特赦七警、渴望社會恢復表面平靜。那兩三年，對中老年來說，可能是黃金夕陽的尾巴，代表一場暴風雨之前最後的平靜。之後反送中屎忽撞棍爆發了，素人將局面越拉越開、警察不受控制，在標誌性的人道災難之後，上一代其實就已經看到了自己的七星燈熄滅。「一國兩制」的平衡如此脆弱，就好像梅特涅苦心經營的歐洲安全，最終還是一片一片地剝落，憑人力還是阻止不了舊帝國覆滅、新國家（如德意志）崛起；歐洲最終陷入大戰，只是時間問題。2016 年的 DQ 和暴動控罪，雖然成功令時間突然停止，但始終違背不了政治的基本力學，本土主義征服香港，只是時間問題。
雖然本土派在四五年前受盡千夫所指，但今日參加的年輕人還是拾起了這個圖騰循環再用，因為除此之外，沒有其他現成的意識形態資源。對上一個思潮，已經是火紅年代、認中關社、民主回歸那一個世代，他們將反英、親中、愛國、拒共、都會主義共冶一爐。今日的一些年輕參選人，已經表露心跡：這場選舉，要找出一個問題的答案：香港人選擇本土主義，還是第二次「民主回歸」。雖然反送中之後，本土運動早已進入第二期，但這些言語表達了局中人的自我意識，他們清晰了解今日香港的苦難，與一套跟自己成長亦糾纏不清的意識形態，脫不了關係。
客氣一點說，香港一直背負著上一個時代的框架，這個框架跟新近發生的事情，產生極大矛盾。新人新思潮的發展動力，基本也來自這個時間的奇點。而改寫這個上世紀框架，就成了這幾年香港內部政治發展的基本線索。
第一階段，是雙方正面交鋒；第二階段，是雙方互相滲透。「建設民主中國」作為香港未來論述基本失敗之後，「光復香港，時代革命」填補了真空，成為主流口號；而「議政主義」也基本崩壞，不少初選勝利的人，都揚言入去不打算講政策，不打算議政；就是受教於前幾年來的政治暗黑史，他們對「半自由制」、「行政吸納政治」、「乖學生議會文化」、「向上流動成為社會賢達」等社教化許諾，沒有任何幻想。對「體制」取態截然不同，當然是因為中國對兩代香港人，取態完全不同。上一代人是受到優容，受到尊重，甚至受到統戰的，因為大局和時間紅利，中國要搞好收回香港這件事。那個年代的人，支持過六四，之後也可以被政權接受，可以去中國做生意；社運領袖會被招攬去搞《基本法》；文化人金庸也獲得領導人接見……就算不是實利，也算是獲非常尊重；而這一代香港人，是不斷被否定的。他們懂事以來，政府就叫他們「北上發展」；然後他們要接受普教中，他們不斷被灌輸：香港已經光輝不在、中國才是未來所在，然後大家肯定都見過中國豪客的嘴臉……有記憶的大人，都會記得英治末年，香港人無比自信；但後來成長的一代，卻無緣得見往昔之光華。兩代政治青年，就像佛洛伊德和榮格，雖然是承先啟後，內裡的傳承關係卻盡是斷裂。
本來體制要行穩致遠，上一代繼續發揮影響力肯定重要，但港同盟變民主黨，之後變民主派，變「泛民」，開支散葉到最後，是農村包圍城市；新一代認同民主，卻不一定認同老運動員。初選是中老年的戴耀廷協調，但有些年輕人夠膽去這個鴻門宴，最後堂堂正正為自己、為時代掙了一口氣，獲得授權，反倒是反送中以來形勢一向被動的傳統泛民，大意失荊州。即使之後特區政府將所有年輕人 DQ，大家最後都得不到議席，就像 2016 年，大家仍會記得 2020 年，新陳代謝已經完成，年輕一代已獲得授權；不被 DQ 而最後選上的民主派，亦只會落得毫無權威的下場。大家只會認定，他們是體制接受和開恩才能做議員。
政治權威慢慢分化出去，不再集中在議會。有人去坐監、有人去打國際線、有人受打壓、有人被 DQ，這些都是新時代的政治權威的分流處，不一定是做議員才能有光環有影響力。因為香港早已離開官民共治的純樸年代，雙普選無從說起，議員作為「治港預備軍」的想像早已消失，多你大黨一兩個議員入局，幫你換屆和世代交替，其實幫助不到香港大局。幫人搵工都好，不如幫後生仔好過。想通了，就會樂見新人大亂鬥。
當權者不樂見有初選，可能是不希望看到現在這種狀況：屬於「大傳統」的那一代慢慢被擠走，不可控不可知的一代不斷「農村包圍城市」，而且得到了市民的授權，這不只是傳統泛民的危機，更是廣義一國兩制的警號。一些中國輿論認為，《國安法》可以移風易俗，令泛民中懷有「中國情懷」的人重新出頭、令香港的反對派回到正軌、告別糾纏多年的「身份政治」……然而初選結果折射出來的，不是單純的本土升泛民降，而是身份政治強化；「忠誠反對派」生存空間越來越小；擁有「97 前後紅利」的一代，在最前線擁有的政治權威越來越小。DQ 好、《國安法》好，都只能短暫停止時間，不可持久，而且好像有邊際報酬遞減定律。
掐碎鮮花，不能阻止春天來臨。見到這個結果，政權可能會加倍努力掐碎更多鮮花，初選勝利者很難永遠保有勝果，但以過去的歷史看來，你把他們打倒，只是不給機會他們腐化，一個超然的反對政治權威，反而得到強化。等於敵人殺掉哲古華拉，只是將他神化。後繼者越來越多，越來越難徹底打倒。「事逾煩天下逾亂，法逾滋而天下逾熾，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。」我經常在想，如果中國在 2016 年不 DQ 任何人，給他們入局，三五七年後，我們最終發現沒有議員能做到革命，沒有人能逃過腐化，今日是否會沒有反送中運動？就讓我們這一代都成為肚滿腸肥的社會賢達，毫無代價地唱《抗戰二十年》，天下就沒那麼多事。只能說，中國太過小家子氣，連一些時代紅利都不分給大家。
2020-07-14 06:10:11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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